台灣的政客幾乎都是專業出身的,絕大多數都是律師。經濟財政方面的官員,也都有相關的背景。但是專業知識足夠,卻似乎越不能夠堅持專業。每每到了選舉,就不管專業,亂開選舉支票。自己的專業反而要來替政治服務了。
反觀英國的政治人物,多半是劍橋牛津出身、以政治為家傳事業的上流社會人物;雖然對專業不懂,但是受到出身背景和教育的影響,反而更能堅持理想。右派提出的政見就像右派,選上執政的時候執行的政策,也會是右派的政策;左派提出的政見聽起來就是左派,執政時也會盡量堅持自己的理想。
台灣的這些政客老是只會說自己專業,但是沒有理想、沒有堅持、眼中只有選票的人,就算再專業有什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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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夸其談的英國政客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西蒙‧庫柏
我最近與三位英國統治階層人士一同出差,深夜酒桌上的玩笑和預想的一樣精彩。不過,有時候我們也必須工作。而工作時,我的同伴們卻可事先不做準備,也不需要筆記——而且效果還不賴。這不用奇怪,因為他們受到的全部教育都是在教他們怎樣即興發揮。他們知道,要想成功,你只需要會說漂亮話,而這也是英國統治階層擅長做的:說漂亮話。
我這裏所說的是英國上過私立學校以及(或者)牛津劍橋、隨後進入體制內的那類人:資深政客、公務員、律師、高談闊論者,還有穿著考究的那種銀行家。那是托尼‧布雷爾(Tony Blair)、大衛‧卡梅倫(David Cameron)、克里斯多夫‧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安娜‧羅賓遜(Anne Robinson)和西蒙‧考威爾(Simon Cowell)所屬的階層,他們的英語說得比世界其他任何階層都漂亮。
就連進入英國體制內大門的「入門」考試,也主要考的是沒有知識就侃侃而談的能力。成績好是不夠的,你還需要在牛津劍橋面試這個很英國式的儀式上表現良好。這個儀式就像下面這樣。17歲時,你穿著新西裝,前往牛津或劍橋的某個學院參加面試,找到導師的房間。導師可能會請你喝杯你以前從沒見過的雪利酒,然後就開始談。導師們四仰八叉靠在沙發上,拖著長音問出各種讓他們無法入眠的問題。我認識一個申請人被問到的問題是:“你不覺得威尼斯的聖馬可廣場(Piazzetta San Marco)像巴克萊銀行(Barclays)的一家分行嗎?”如果答得漂亮,進入體制內的門票就會遞到你手中。
剛進入牛津劍橋的時候,你知道的東西還很少。畢竟,你可能只參加了三個科目的考試。在大學裏,你只學一個科目,經常是英國文學、歷史或拉丁語和希臘語——如果你家長是別的國家的人,他們肯定會焦慮地問:「學這種科目以後有什麼用啊?」
大學也不鼓勵學生用功學習。我的一位南非親戚在劍橋第一次接受「督導」時,承認閱讀書目上的書一本也沒有讀。「上帝啊!」導師對他抱怨道,「我也沒讀。我還以為你能看幾本、然後告訴我那些書都講了什麼呢。」
牛津劍橋的教學方法獎勵侃侃而談。18歲的你(可能還帶著一點宿醉)朗讀自己那可憐但雅致的作文。導師指出你欠缺的知識,在接下來一個小時的談話裏,你要迂回地避開那些欠缺的知識。
傳統上,英國精英在21歲時就會結束教育。直到最近,他們都還懶得去讀研究生。因此,他們懂得很少,但話說得很漂亮,雖然只會用英語說。
查理斯‧珀西‧斯諾(C. P. Snow)在他1959年題為《兩種文化》(Two Cultures)的講座中,驚詫於統治階層對基本科學知識的無知。例如,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依據首席科學顧問徹韋爾勳爵(Lord Cherwell)有缺陷的統計研究,批准了受到誤導的對德「區域轟炸」。當然,邱吉爾沒辦法核對那些數字,他的強項是辭令。他拿到的諾貝爾獎是文學獎,這決非偶然。英國二戰時的國王喬治六世(George VI)現在之所以為人熟知,主要是因為他為了能把話說好曾付出很大努力,電影《國王的演講》(The King's Speech)講的就是這個故事。
數字仍然是英國統治階層面臨的一個挑戰。他們把倫敦金融城當做神奇的賺錢機器,金融城的需求會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因為只有老天才知道那東西是怎麼運轉的。即使是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除了在牛津學歷史時學到的那點皮毛外,也沒有受過什麼經濟學教育。英國公共辯論中的主角,很少是像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比爾‧蓋茨(Bill Gates)、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或是中國工程師出身的領導人那樣懂數字的人。英國國內優秀的工程師和定量分析師都被關在發動機室裏,開火車的是那幫誇誇其談的傢伙。
歷史學家麗莎‧賈丁(Lisa Jardine)寫道,英國統治階層還在努力試著對核能或氣候變化的科學論據作出判斷。布雷爾曾暗示伊拉克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可以在45分鐘內打擊倫敦,當時英國體制內的人大都相信了他的話。受過教育的美國人經常讚賞布雷爾比美國總統小布希更善於闡述觀點。沒錯,布雷爾的確善於說話,那就是他的工作。如果知識上有欠缺,他在侃侃而談時會繞開。
布雷爾在運用語言方面只有一個缺點,他和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一樣,沒有幽默感。不過總體上,英國統治階層人士都是有趣的演講者。套用這個階層最喜愛的劇作家諾埃爾‧考沃德(Nol Coward)的話說:「我有生以來/最為擅長的就是/讓人愉悅。」
卡梅倫最近在愉悅別人的衝動驅使下,即興模仿一個老電視廣告,對一位元工黨女議員大喊「親愛的,冷靜。」除了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沒有哪位西方領導人會冒這種被批性別歧視的風險,因為他們不需要顯得有趣。
誠然,無知有時候也能讓英國統治階層避免犯錯誤。對於哲學,他們既無知又懷疑,所以會排斥那些有時讓法國和德國的精英們落入陷阱的瘋狂想法。畢竟,單純靠夸夸其談治理國家並沒有產生什麼災難性後果——或者說至少目前還沒有。
譯者/王柯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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